作者：孫楠

　　為幫助京津冀貿促機構及外向型企業準確把握國際經貿發展新趨勢和我國開放型經濟發展新要求，緊抓國家對外開放和“一帶一路”建設新機遇，助力企業拓展對外開放工作新空間，京津冀三地貿促會、國際商會、北京國家經濟技術合作協會日前在北京組織了“國際經貿形勢與我國外經貿發展新方略”報告會。

　　商務部研究院原院長霍建國以“國際經貿形勢與我國外經貿發展新方略”為主題，為與會嘉賓進行了相關解讀。霍建國指出，當前，世界經濟增長明顯好于過往，但仍有一些風險值得警惕。結構性問題是全球經濟體普遍面臨的矛盾，同時貿易增速放緩、貿易保護主義抬頭，逆全球化浪潮迭起亦值得關注。

　　“更多觀點認為，全球經濟已顯現復蘇的勢頭。”霍建國分析指出，從研究角度看，全球經濟增速在過去3%的基礎上確實有所回升。就發達國家而言，美國經濟已連續3年保持了2%左右的增速；歐洲前幾年經濟增速雖僅為0.6%或0.8%，但去年其經濟增速已經明顯回升，基本維持在1.5%左右；日本經濟雖然不被看好，但其增速一直維持在0.9%、1.0%左右，仍處于上升態勢。這些跡象說明，世界經濟增長的穩定性好于過往。

　　從周期的角度看，2008年是此次危機的起點，很多經濟學家認為全球經濟會進入長達8~10年的調整周期，此后全球經濟才會企穩回升。“從目前情況看，該判斷基本成立。除了大宗商品價格、美元指數等一系列老問題，新矛盾也很難在短期內得到解決。”霍建國分析指出，“一是債務問題，歐債問題并沒有得到根本解決。希臘債務問題得以緩解的原因在于歐盟的力挺，暫時不會觸發大危機。但歐盟其他國家的債務問題仍顯嚴重，如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國，意大利甚至面臨延長債務的風險。美國也面臨新的債務風險，其國債已經上升至19萬億美元，馬上沖破20萬億大關。”

　　同時，全球經濟還面臨結構性問題，“脫實向虛”不僅發生在中國，美國才是此問題最為嚴重的國家。美國服務貿易占其GDP的78%，制造業只占GDP的11%。在服務業中，40%以上的份額是金融和保險業。“以金融為中心，美國并沒有花費更多精力提高勞動生產率，其勞動生產率近10年來未有明顯變化。同時，歐美還面臨收入分配兩極分化的難題。”霍建國認為，這些都屬于經濟發展的結構性問題。

　　另一特點是全球貿易投資依然增長緩慢，貿易保護主義有所抬頭。全球貿易增速連續5年低于經濟增速。霍建國分析指出，“全球經濟增速在這5年內的平均值是2.9%，但是全球貿易增速沒有超過3%，最高為2.8%，去年則是1.6%左右。投資亦然，就全球投資和兼并收購而言，中國企業在去年的表現十分強勁，增速在40%以上。但因去年年底有關部門采取了規范性管理措施，去年12月后投資規模開始走低，今年1月份仍呈負增長態勢。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前，全球的投資規模為1.9萬億美元，達到了歷史最高水平。但此輪國際金融危機重創了投資和兼并收購，規模下降達40%，至今仍未恢復到原有水平”。

　　此外，全球化受到挑戰。當前，逆全球化潮流較為明顯。多數分析將英國脫歐作為逆全球化最大的標志。但霍建國認為，英國脫歐并不代表反全球化或逆全球化。“前不久，英國首相在脫歐問題上闡述了自己的觀點，包括保持英國全方位的對外開放、保持英國金融活躍、與貿易伙伴建立更好的合作關系等內容。可以說，英國脫歐有其特定的歷史文化背景，不應被視為反全球化典型。”霍建國強調，從理論和經濟發展的實踐而言，全球化是件好事。它有利于提高經濟發展和社會生產力。全球化是商品、貨物、服務，包括資本跨越國界的流動過程。在此過程中，企業可以實現在更大范圍內優化配置資源，有利于企業降低成本，提高利用資源的能力。

　　但當前全球化進程確實遭遇了一定的阻力。霍建國進一步指出，國際上產生了很多逆全球化的浪潮，主要來自于工會、產業聯盟和NGO。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是跨國公司，早期它們將全球化產生的利潤多投入到研發和創新中，有效地提升了生產力并促進了就業。隨著金融業和資本市場的發展，投機資本越來越多，很多高管動輒百萬甚至千萬年薪，而普通工人則收入微薄甚至面臨失業風險。此外，在貿易順差、逆差和就業轉移方面，全球機構在協調全球化過程中的能力發揮得并不到位，甚至有些失職。世界銀行、關貿總協定、WTO等機構在二戰后發揮了很好的作用，各盡其職，但因為幾個大國之間利益不平衡，美國率先不支持，導致這些機構難以發揮應有的作用。當然，這些機構本身存在待完善之處。比如，全球并沒有統一的投資保護協定，這為一些多雙邊投資行為帶來不便。